解析清初迁海令:未达到围困郑氏政权的目的,却带来不少副作用

  • 日期: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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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天涯看点历史

  清朝初年,郑成功父子率领的郑氏政权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对清朝的东南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沿海汉民对郑氏的物资支持,为了剪断沿海汉民和郑氏政权之间的联系,清政府在东南沿海数省实行了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法令,史称“迁海”。

  迁海令的背景

  清朝正式发布迁海令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此时南明永历朝已经濒临失败,永历皇帝已经于两年前从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而李定国虽仍在中泰边境坚持抗清,但是已经无法对清朝形成有效的威胁。而在夔东地区坚持抗清的“夔东十三家”仅仅占有数县之地,对于清朝来说更是无关痛痒。到顺治末年,唯一能够给清朝造成威胁的便是郑成功领导的郑氏政权。

  1658年,清军分三路进攻退守西南的南明永历朝,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已经岌岌可危,此时郑成功见清军主力集中于西南,便决定率主力北上展开长江战役。郑成功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西南永历朝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打算利用清军主力远离东南之时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郑成功长江战役

  1659年二月月,郑成功命各提督、统领、总镇“速办船只,催完饷务,陷三月内齐到磐石卫所听令”,正式展开长江战役。当时郑军实力强大,北上的军队多达三千多艘舰船、十余万兵马,还携带了红衣大炮、铜百子炮等先进火器。而清军水师原本实力就较郑军弱,又因大量军队在西南出征未归,导致长江沿线防守空虚,七月初九日郑军已经抵达南京城下。一时间,清廷震动,一旦南京不保,江南半壁随之动摇,清军在关内的统治将不再稳固,顺治皇帝甚至为此惊惶失措,一度想要退回东北关外。

  不过,因为郑成功在南京城下的按兵不动,导致错失良机,清军援军赶到后将郑成功击败,为保存实力,郑成功决定放弃围攻南京并退出长江,长江战役失败。但是清廷经此一役,清楚地知道了郑成功的实力,为了削弱郑军实力,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建议“迁海”以断绝沿海汉人对郑成功政权的资助。

  迁海令的颁布和执行情况

  但是“迁海令”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过程。据《东华录》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就颁布过命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也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但是,这些命令和措施都是针对个别地区或者个别行为,并不是全面的“迁海”。

  清廷正式发布“迁海令”是在顺治十八年八月,并且还派遣了钦差大臣到沿海各省巡视督查迁海令的执行情况。根据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奏疏“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由此可知,迁海令波及到的省份为上述沿海六省,江南即指今江苏,北直则为北京、河北一带。

  

  迁界

  那么哪些人受迁海令的影响而被迫离开自己原本在海边的家乡呢?关于迁海的界限,有史料(如《福州府志》)记载是濒海三十里,《鲁春秋》则记载“内海禁严,沿海居民内徙四十里,许清野洋师,防其接济,犯者不赦”,甚至还有说五十里、两百里者。当然,这与各省各地的执行情况也有关。

  比如,“闽以路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远过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以道路为界,这样便于操作,因为离海三十里这样的界限很难界定,也很难划分,以道路为界则能够快速地解决问题。而有些地区的执行则显得很随意,“朝使至,偕督、抚大吏往相地焉。……至则立马高冈,望见海波,扬鞭指画徙界,往往山下纡折去海百余里云”。钦差大臣会同各地的总督、巡抚会同勘界时,往往很随意,立马高岗之上,以视力所至随意划界,这就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很多原本不在迁海之列的百姓也要遭受背井离乡之痛。

  迁海令的影响

  随着迁海令的执行,大批的百姓流离失所,还有很多人因不愿远离故土而“越界”被杀,而沿海土地也因迁海而荒芜,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迁海令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

  一、大批的沿海良田和盐场遭到废弃。

  我国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沿海百姓一直从事着渔业和盐业,濒海地区因此而富庶,但是自从迁海令颁布之后,沿海地区的这两样产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盐业也陷入困境,广东原有二十九个盐场,但是康熙“元年迁界,诸场多在界外”。“闽中盐场有七,初迁多在界外”,因为沿海地区盐场的被迫关闭,导致沿海数省不得不采买内地的盐,导致盐价上涨,百姓不得不“淡食”,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对于盐民,更是影响生计。

  此外,荒废的耕地数量也十分巨大,据康熙二十三年工部尚书杜臻列举的数字,广东“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边迁界并海岛港洲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福建“四府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两万五千九百四顷”,此外浙江受迁海令影响的耕地也有数万顷之多,原本的膏腴之地却被荒芜,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二、迁民流离失所

  因为执行迁海令,沿海居民被迫内迁,但是他们到了内地之后并无产业、房屋,朝廷又不对百姓进行安置,导致百姓居无定所,又无安身立命之来源。“滨海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辎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之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

  很多迁民因生计没有着落,反而投靠了郑氏政权,参加了郑氏军队反清,或者在内地落草为寇,这也导致内地居民深受其害,官员们也疲于奔命。

  三、清政府税收减少

  因沿海耕地的荒芜和盐业、渔业的停顿,导致清政府的税赋减少,康熙十二年福建总督范承谟启奏道:“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两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

  而此时,又正值清朝对内用兵之际,税收不足自然需要加重对百姓的摊派,于是“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四、对外贸易因此停顿

  虽然中国并不是一个重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国家,但是到了明代中国的海上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成都,明朝有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但是在迁海令执行之后,“片板不得下海”,海上贸易自然不可能了,市舶司也因此停顿。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整整二十年。

  

  市舶司遗址

  迁海令并没有实现预设目标

  那么对国民生计造成如此重大影响的迁海令究竟有没有起到作用呢?迁海令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断绝沿海百姓对郑成功义师的物资供应,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失败的。

  在清朝之下迁海令之际,郑成功率水师收复了被荷兰人占据的宝岛台湾,郑成功和郑氏后人在宝岛之上开耕屯田,开展海外贸易,台湾的经济水平日益繁盛,“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郑氏政权的自力更生,导致清朝迁海令的效果大打折扣。

  

  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

  清朝执行迁海令,对郑氏政权并没有造成致命的影响,却导致自身遭受了税赋减少等不利影响,当然最终深受其害的还是沿海百姓,界外的迁民流离失所、甚至为此丧命,而界内的百姓也因此而被摊派更多的税赋,还需要承受迁民带来的社会动荡,清朝迁海令可谓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南明史》、《东华录》、《福州府志》、顾诚《清初的迁海》

  清朝初年,郑成功父子率领的郑氏政权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对清朝的东南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沿海汉民对郑氏的物资支持,为了剪断沿海汉民和郑氏政权之间的联系,清政府在东南沿海数省实行了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法令,史称“迁海”。

  迁海令的背景

  清朝正式发布迁海令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此时南明永历朝已经濒临失败,永历皇帝已经于两年前从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而李定国虽仍在中泰边境坚持抗清,但是已经无法对清朝形成有效的威胁。而在夔东地区坚持抗清的“夔东十三家”仅仅占有数县之地,对于清朝来说更是无关痛痒。到顺治末年,唯一能够给清朝造成威胁的便是郑成功领导的郑氏政权。

  1658年,清军分三路进攻退守西南的南明永历朝,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已经岌岌可危,此时郑成功见清军主力集中于西南,便决定率主力北上展开长江战役。郑成功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西南永历朝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打算利用清军主力远离东南之时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郑成功长江战役

  1659年二月月,郑成功命各提督、统领、总镇“速办船只,催完饷务,陷三月内齐到磐石卫所听令”,正式展开长江战役。当时郑军实力强大,北上的军队多达三千多艘舰船、十余万兵马,还携带了红衣大炮、铜百子炮等先进火器。而清军水师原本实力就较郑军弱,又因大量军队在西南出征未归,导致长江沿线防守空虚,七月初九日郑军已经抵达南京城下。一时间,清廷震动,一旦南京不保,江南半壁随之动摇,清军在关内的统治将不再稳固,顺治皇帝甚至为此惊惶失措,一度想要退回东北关外。

  不过,因为郑成功在南京城下的按兵不动,导致错失良机,清军援军赶到后将郑成功击败,为保存实力,郑成功决定放弃围攻南京并退出长江,长江战役失败。但是清廷经此一役,清楚地知道了郑成功的实力,为了削弱郑军实力,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建议“迁海”以断绝沿海汉人对郑成功政权的资助。

  迁海令的颁布和执行情况

  但是“迁海令”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过程。据《东华录》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就颁布过命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也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但是,这些命令和措施都是针对个别地区或者个别行为,并不是全面的“迁海”。

  清廷正式发布“迁海令”是在顺治十八年八月,并且还派遣了钦差大臣到沿海各省巡视督查迁海令的执行情况。根据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奏疏“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由此可知,迁海令波及到的省份为上述沿海六省,江南即指今江苏,北直则为北京、河北一带。

  

  迁界

  那么哪些人受迁海令的影响而被迫离开自己原本在海边的家乡呢?关于迁海的界限,有史料(如《福州府志》)记载是濒海三十里,《鲁春秋》则记载“内海禁严,沿海居民内徙四十里,许清野洋师,防其接济,犯者不赦”,甚至还有说五十里、两百里者。当然,这与各省各地的执行情况也有关。

  比如,“闽以路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远过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以道路为界,这样便于操作,因为离海三十里这样的界限很难界定,也很难划分,以道路为界则能够快速地解决问题。而有些地区的执行则显得很随意,“朝使至,偕督、抚大吏往相地焉。……至则立马高冈,望见海波,扬鞭指画徙界,往往山下纡折去海百余里云”。钦差大臣会同各地的总督、巡抚会同勘界时,往往很随意,立马高岗之上,以视力所至随意划界,这就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很多原本不在迁海之列的百姓也要遭受背井离乡之痛。

  迁海令的影响

  随着迁海令的执行,大批的百姓流离失所,还有很多人因不愿远离故土而“越界”被杀,而沿海土地也因迁海而荒芜,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迁海令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

  一、大批的沿海良田和盐场遭到废弃。

  我国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沿海百姓一直从事着渔业和盐业,濒海地区因此而富庶,但是自从迁海令颁布之后,沿海地区的这两样产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盐业也陷入困境,广东原有二十九个盐场,但是康熙“元年迁界,诸场多在界外”。“闽中盐场有七,初迁多在界外”,因为沿海地区盐场的被迫关闭,导致沿海数省不得不采买内地的盐,导致盐价上涨,百姓不得不“淡食”,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对于盐民,更是影响生计。

  此外,荒废的耕地数量也十分巨大,据康熙二十三年工部尚书杜臻列举的数字,广东“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边迁界并海岛港洲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福建“四府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两万五千九百四顷”,此外浙江受迁海令影响的耕地也有数万顷之多,原本的膏腴之地却被荒芜,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二、迁民流离失所

  因为执行迁海令,沿海居民被迫内迁,但是他们到了内地之后并无产业、房屋,朝廷又不对百姓进行安置,导致百姓居无定所,又无安身立命之来源。“滨海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辎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之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

  很多迁民因生计没有着落,反而投靠了郑氏政权,参加了郑氏军队反清,或者在内地落草为寇,这也导致内地居民深受其害,官员们也疲于奔命。

  三、清政府税收减少

  因沿海耕地的荒芜和盐业、渔业的停顿,导致清政府的税赋减少,康熙十二年福建总督范承谟启奏道:“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两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

  而此时,又正值清朝对内用兵之际,税收不足自然需要加重对百姓的摊派,于是“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四、对外贸易因此停顿

  虽然中国并不是一个重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国家,但是到了明代中国的海上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成都,明朝有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但是在迁海令执行之后,“片板不得下海”,海上贸易自然不可能了,市舶司也因此停顿。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整整二十年。

  

  市舶司遗址

  迁海令并没有实现预设目标

  那么对国民生计造成如此重大影响的迁海令究竟有没有起到作用呢?迁海令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断绝沿海百姓对郑成功义师的物资供应,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失败的。

  在清朝之下迁海令之际,郑成功率水师收复了被荷兰人占据的宝岛台湾,郑成功和郑氏后人在宝岛之上开耕屯田,开展海外贸易,台湾的经济水平日益繁盛,“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郑氏政权的自力更生,导致清朝迁海令的效果大打折扣。

  

  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

  清朝执行迁海令,对郑氏政权并没有造成致命的影响,却导致自身遭受了税赋减少等不利影响,当然最终深受其害的还是沿海百姓,界外的迁民流离失所、甚至为此丧命,而界内的百姓也因此而被摊派更多的税赋,还需要承受迁民带来的社会动荡,清朝迁海令可谓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南明史》、《东华录》、《福州府志》、顾诚《清初的迁海》